从2026年夏季开始，深圳南山区科技园的街道上，身穿黄色工作服的外卖骑手格外显眼。他名叫陈默，27岁，正是在这座城市中穿梭的外卖送餐员。骑车时，他灵活地穿梭于车流之间，汗水从他的额头滑落至头盔边缘。鲜有人知道，这位每日穿行于高楼大厦之间的年轻人，实际上毕业于一所985高校。2020年，陈默满怀信心地从大学毕业，手握学位证书，梦想在这座城市一展拳脚。他向多个公司投递了上百份简历，并进行了十几次面试，最终获得了一份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岗位，月薪6000元，工作模式为大小周。然而，他在岗位上只坚持了半年便选择辞职，原因无他，身体难以承受。每天加班至十点，周六日也需待命，扣去社保与房租，他最后拿到的工资仅剩四千多元。他仔细计算了一下，发现房租2300元，日常餐饮1500元，再加上交通费300元，留给自己的钱少得可怜，不足以承担突发的医疗费用。随后，他找到了一份国企的行政工作，朝九晚五，几乎不需要加班，但工资却更低，实发工资仅5000元。虽然工作轻松，但整理文件和执行流程的琐碎事务让他感到自己像一台闲置的机器，虽然在运转，却无人关注。再经过几个月，他再次辞职。期间，他尝试过多个工作，要么工资太低，要么过于辛苦，或者在工作中面临裁员的风险。2025年初，经过多次的求职碰壁，决定注册成为外卖骑手。

起初，陈默感到羞愧不已，担心被熟人认出，听到别人议论“985毕业生竟做外卖”。在送外卖的第一个月，他选择偏僻的小区，偶遇同学时便故意绕开。但渐渐地，他释然了，靠双手赚钱并不丢人。如今，他每天十点上班，九点下班，每天送餐四五十单，勤快时收入可达七八千元，这一数字比他第一份工作的税前工资还要高出不少。陈默的经历并非个案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类似的故事出现：研究生转行做城管，清华北大毕业生进入街道办事处，本科生外卖送餐、跑滴滴，留学归国人员找不到匹配工作……每当此类事件出现，都会在网上引发关于“学历贬值”的广泛讨论。这类讨论总是围绕同一个问题：多年求学，最终却从事不需要学历的工作，究竟为了什么？答案可能不尽如人意——学历的价值确实在降低。

2000年，全国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人数为107万，那时大学生依然被认为是“天之骄子”，毕业后几乎都有分配，受到热捧。到2010年，这个数字增至631万，本科学历开始贬值，越来越多的人决定考研，试图通过更高的学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。而2020年，毕业生数量达到874万，成为“史上最难就业季”的首个代表，2026年，学历数量预计将突破1150万，短短二十多年间，毕业生的数量翻了十倍。随着“大学生”这一身份从稀缺转向普遍，曾经珍贵的学历当然也开始贬值。这种情况并非复杂的经济学模型，而是最简单的供需关系：物以稀为贵，过多的供给必然使其价值下降。

曾几何时，专科生也能进入国企，但后来本科成为了求职的基本门槛，随着市场的改变，硕士研究生则成为了更高要求的标准。如今，许多热门职位的招聘要求中清晰写明“985/211硕士优先”。学历存在着“通货膨胀”的现象。正如钞票的增多导致贬值，学历的扩展也使其含金量降低。曾经可以凭借一本本科文凭开启的门，如今或许需要硕士文凭才能推开；老一辈硕士的offer，现在更可能需要名校硕士的竞争力。陈默并不平庸，能够考入985院校，他的学习与自律能力均高于大部分同龄人。但随着更多优秀者的涌现，“优秀”逐渐成为基本要求。

在一次面试中，他发现七成应聘者都是硕士，剩下的则是985本科生。面试官甚至开玩笑调侃：“今天来面试的人，学历一个比一个高，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。”这句玩笑话如同一根针，扎中了陈默的心，他顿时意识到，自己引以为傲的985学历，似乎在职场上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般有价值。学历贬值的原因说复杂也复杂，说简单也简单——归根结底就是“人多”。然而，“人多”只是表面现象。真正的问题在于，供给增长迅速但需求未能同步提升。

从供给的角度看，高校扩招是最直白的原因。自1999年起，中国大学以来开始了大规模的扩招，高等教育由“精英教育”转向“普及教育”。随着入学门槛的降低，每年新增的毕业生数量迅速增加，学历的稀缺性自然随之下降。研究生的扩招速度更是惊人，预计到2026年，考研报名人数接近500万，意味着每四位大学生中就有一位选择继续深造。所有人都在争取更高的学历，深知本科文凭的不足。然而即便是研究生毕业，仍然可能面临不足的局面。因为高质量的工作岗位数量有限。另一方面，需求端的经济增长放缓也是原因之一。十几年前，GDP每年增长超过10%，各行各业扩张、用人需求旺盛，大学生供不应求。那时候，互联网、金融和房地产是吸纳大量高校毕业生的主要领域，薪资十分可观。如今，情况已经不同。互联网的红利已经到头，大型企业为收缩而裁员、缩水，房地产行业也进入了调整期，吸纳就业能力大幅降低。